黑格尔说的好：“较早阶段的宗教是一种艺术及其感性表现的宗教。”

   早期基督教徒几乎一致同意这样一个观点：上帝的所在，绝对不可摆上雕像。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基督教脱离秘密状态，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时为止。

这一胜利的最显著结果是创造了覆盖新宗教的建筑。希腊、罗马寺庙的不方便及其偶像崇拜的附属物，使新的迷信拒绝以它作为一种可能的形式。寺庙及其列柱门廊，作为神的住所，僧侣方能入内是从其外观着想的，而教堂则是全体信徒的集会场所，他们一视同仁地被召来共享神恩。因此教堂必须具有宽大的空间。罗马的长方形教堂，被作为基督灵魂的象征，应该完全转向内在世界的外表，是一座毫无装饰的建筑。其内部则相反，布满奢华的装饰，给信徒以一个超自然的地方之印象。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它逐渐渗透到西方哲学、法学、教育、艺术（文学、音乐、建筑、绘画和雕塑等等）以及科学等各个领域。 再来看看建筑对造型有着怎样的影响。

石棺是大理石巨作，从二世纪以来，异教徒用以安放尸体，当时在东方宗教，包括基督教的影响下，土葬代替了火葬。在早期基督徒的想象中，基督的形象是以为长头发的年轻人，在他们看来，那还不仅仅是几百年前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桩神妙奇迹而已，那是体现在基督教会中的基督的永恒力量的标志和表现。当时，艺术的真正创新是人物马赛克。马赛克，在希腊艺术中是以图画的形式装饰路面，现在则置于墙上，这一切似乎在现在看来有一点啼笑皆非，我们在室内装修中经常看到的状况竟出处与早期基督教的虔诚意念。

法国雕塑家罗丹，以它卓越的创新意识和实践，启动了雕塑变革的引擎，使他成为西方雕塑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界标。罗丹在浮雕领域的天才力作是倾注他毕生精力的《地狱之门》。他几乎下意识地将自己对人物、社会的自我体验和真知灼见反映在了作品中，使其具有深刻的人性和巨大的魅力。《地狱之门》不同于以往的建筑性装饰浮雕。以前类似的浮雕多是按故事情节来构图，分割布局显得有条有理，合乎情节发展的逻辑。而这件作品虽然只表现一个主题，但其构图却是不规整的。 它当然包含着精心的构思和布局，但整体看去，一切似乎铺天盖地而来，在门的每一空隙处都雕刻有被打下地狱的人。由于平面上起伏交错的高浮雕和浅浮雕，形成了复杂而变幻莫测的暗影，整个大门显得阴森沉郁，充满运动感，并仿佛响彻着地狱的嘈杂之声。

在美术方面，早期印度佛教为纪念佛教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，均立有石柱，建有佛塔，柱顶上雕有精美的狮、象、牛、马等图像，佛塔则镌刻有各种浮雕图案。此外， 印度佛教还创造各种佛陀的形象，达到很高水平。早期的佛教美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与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，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，这在敦煌莫高窟的北魏壁画 上表现尤为突出。到唐代，中国化佛教美术确立，著名画家吴道子的数百幅佛画，成为艺术珍品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更是中国佛教美术的代表作。宋之后盛行泥塑佛 像，亦是中国佛教美术的特有风格。现今仍保留的高71米的四川乐山弥勒佛像，以其雄伟巨大，在中国名佛中占据首位。承德普宁寺内高22米、用百余立方米木材雕成的观音佛像，为世界木雕佛像之冠。而用整根白檀木雕刻的地面高18米（地下8米）的北京雍和宫内的木雕弥勒立佛像，则堪称世界之奇。此外，藏传佛教中的金铜佛像、木刻版画佛像以及塔尔寺的酥油花，都是独具特色的佛教美术作品。

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,新的文体,新的命意遣词方法。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。马鸣的《佛所行赞》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;《法华》、《维摩》、《百喻》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;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、王维、白居易、苏轼的诗歌。变文、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。

马克思曾深刻指出：“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武库，而且是它的土壤，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。”神话成为希腊美术最重要的特征。《荷马史诗》是一部关于战争与英雄的历史，也是希腊宗教经典，荷马是希腊人的宗教导师。那时，希伯来人还只能通过父辈描述来了解他们的上帝，而荷马史诗却早已把众神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希腊人面前。